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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人类的温度:反乌托邦小说中的冷色诗意

爱拍时尚网 | 发布: 2018-09-24 | 来源:互联网 | 编辑: 编辑
走失人类的温度:反乌托邦小说中的冷色诗意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朱与非/文小说包含着“我们也可以别样生活”的企盼,读一部小说,就是经历一个别样的世界。但也就在百多年前开始,小说开始逐渐寻找人性的深度。卡夫卡、乔伊斯和博尔赫斯,扭转了人们心目中小说的形象。他们描述的小说场景是冰冷的、人物是普通的、故事是平淡的,但他们却以另外的方式打动人,或者说,其实就是以深度触动人的心灵。

从上述层面来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作品也总是“令人感动”。《莫失莫忘》带着一点科幻的元素,讲的是克隆人做捐献者的故事。据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反乌托邦主义作品,但也有人不这么看,因为从整部书的侧重点来说,它是在讲述克隆人的爱情故事和生活点滴。并没有控诉,也没有影射。

故事由一位女性克隆人的视角讲述,她从克隆人学校毕业之后,为捐献者做护理员,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岗位做了十一年后,她要开始护理一个中学时的密友,然后她回忆起她们中学时的趣事,以及最终发现自己和这个女性密友过去的男朋友是相爱的,于是这对情侣为了一起谈上一段时间的恋爱,就想申请延期捐献,结果发现克隆人的捐献没有延期这回事。她的男朋友马上要进行第四次捐献了,她自己也要捐献,捐献完就要死了。故事平淡得像白开水,读起来就像走进了地下坟墓的甬道,阴风让人不寒而栗。它最具有反乌托邦色彩的地方在于,讲述故事的人并没露出任何反乌托邦主义的惊恐。

倘若人们想说,这是一个离我们的生活十万八千里的故事,那么,我们也很容易反驳,只要指出“克隆”和“捐献”的某种生活性的隐喻就可以了。“克隆”可以隐喻一种被归入“异类”的身份,“捐献”可以隐喻一种“奉献”的痕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奉献”,以便留下生命的痕迹,然而,我们也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身份”的焦虑。人们总是以某种身份来实现他的奉献,什么样的奉献成就什么样的身份。身份即位格,位格即人。如果身份变得可焦虑,那么,很有可能奉献变得错位、徒劳,以及因为理所当然而同时毫无意义。然而,生活总得继续,以某种被架空了的方式。

如果说这是一部反乌托邦主义的小说,那么,这也绝非一个讲述正常人和克隆人之间不正常的器官压榨关系的反乌托邦小说。有形的压榨并非主题。而无形的东西却因此而附着到了人类生存的最底处。这是一部寂静的小说。在通篇平静的叙述中,不能说没有希望,但给的希望总是不太够;不能说没有温度,但给的温度时而让人打寒噤。它就像一个不太给力的心脏起搏器,或者一个氧气稀薄的氧气瓶。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小说创作已经在温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分道扬镳了。在汉语氛围中,严肃文学也被称作纯文学,它的命名起源于人们意欲将文学使命置于意识形态宣传之外;而在西方,它意味着各种先锋写作,意识流、达达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不同风格的实验小说。通俗小说也就是传统小说,是一种尽量把故事讲好的小说,放在今天就是各种类型小说。这种小说模式在今天的市场上,就是创作一个大IP(知识产权),然后改编成剧本。所以这类小说家毋宁说是剧本作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剧本的底本作家。

但现在,小说这个门类也已经分出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对于阳春白雪的鉴赏家,下里巴人当然不堪入目。但实际上,下里巴人也有自己的经典。谁能说阿加莎·克里斯蒂、J.R.R.托尔金、G.R.R.马丁以及金庸不是伟大的小说家?并且,像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狄更斯这样的大文豪所创作的文学类型,其实都更加接近于今天的类型小说。他们讲故事,讲人物,讲人间的悲情和欢喜,但归根结底,还是在讲人与人之间命定的关系,这些关系里有人性的温度,不管是极暖到令人飙泪,还是极寒到令人惊恐。

而严肃文学的作家们发现了另一种现实,一种反现实的现实,它揭示肉眼不可见的事实,走向不为人知的深度。并且,正因为走得越深,字里行间也就越冷。要总结所有严肃文学的共同特征并不容易,也不可能,但它们确实显现出了一种趋势,要去抓住生活中的“反现实”。我们或许可以说,“反现实”也是在描述一种世界之关系,只是这种关系总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突然“嘎达”一声断裂,变成“无关”。反现实,就是一种无关之关系。因而,人性的温度在这里总显得不合时宜,过暖让人觉得矫情,过寒让人觉得无感。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这里就是人性,就在这种“无关”之处,存在之锁链的连接处被摆到了读者眼前,它让我们体会到人之生存的深渊。

反乌托邦小说的兴起,或许正源于人类已经无力想象乌托邦。这需要从两方面来理解。如果乌托邦指的是某种可以被设计出来的、从根本上排除人性丑恶的生活方式和制度,那么,当代的历史经验确实告诉我们,乌托邦不值得想象,或者乌托邦本身就是一种丑恶,人们对它的美好想象只不过是猪笼草的诱饵。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1984》、《我们》和《美丽新世界》——正是这样一类反乌托邦的小说。他们在给一种虚假的完美和良善贴上警示的标签。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如果乌托邦仅仅代表人们对于生命之美好、正义的自然需求,那么,我们无能于乌托邦想象,可能正是由于对人性缺乏信心。

这里要说的是,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是人类所经历的“创伤后遗症”(PTSD)。人类定然是因为遭受的欺骗足够惨痛,才会从整体的生存情绪上刻下一条箴言:“总是把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哈耶克)

当人们对美好事物产生怀疑,并且不得不怀疑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反现实”。沉浸在这种反现实中的人,有时会觉得自己是“非人”,就像卡夫卡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不是单纯的视角转换,而是世界的转换。因为看到的事情过于反常,以至于从习以为常的世界脱离出来,来到“非人”的世界,恰如鲁迅之狂人,石黑一雄之“克隆人”。在非人的世界里,意义变成一种“徒劳”,犹如加缪借西西弗斯的神话所隐喻的,人在做一种捐献,这种捐献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宿命般强加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愤世嫉俗(cynical)的时代,并且遗憾的是,这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石黑一雄并非没有提出过拯救的药方,对他来说,可能是(性)爱和创作。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也始终处在犹疑和自我消解中。爱可以在懵懵懂懂的性的需求中被唤醒,但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传统小说中那些甜美爱情或者棒打鸳鸯的情节都没有出现。爱情有时候仅仅是那么一点想做爱的欲望,或者再强烈一点,想在一起的愿望。在小说里,克隆人被鼓励创作画画,以便让他们在艺术中获得和正常人一样的感觉。男朋友汤米非常钟情于画画,每次捐献完也直接扑在画画上,仿佛创作可以弥补那丢失的意义。然而,当他们来到克隆人权益维护中心时,却被告知“用艺术证明爱情,用爱情赢得生命”纯属幻想。

一边在创造,一边在消解。这就是愤世嫉俗的吊诡性所在。现代人仿佛没有一块坚实的土地可以立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断定,这样的时代在人类精神中只是“过渡期”,就像希腊化时期的犬儒只是西方思想介于雅典哲学和中世纪神学两座大山之间的过渡期一样。这过渡期可能有点长,但鉴于它不产生什么坚固的思想,再长也可以在未来的史书中被轻轻抹去。然而,再贫瘠的生命也想留下痕迹,就像这部书的书名所暗示的:“莫失莫忘”。

根据不同的翻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别让我走。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希望人性依恋的纽带不要断掉。“别让我走”是一个祈使句,然而却是一个哀求的祈使句,它的完整表达是:我让你别让我走。纽带就是那种有了它我觉得不自由,没有它我感受不到任何自由的东西。人其实一出生就在关系的纽带中。纽带就是义务。相应的我们可以理解,纽带也是权利。因为没有纽带,就无所谓权利和义务。如果权利-义务关系的解读过于法学了,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意义本身。其实意义就是某种纽带性质的东西,意义是人们在世界中发生关系。因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切断纽带对于人来说多么痛苦。倘若一切都是无关或者无关紧要(indifference),那么人性就是沙漠,什么都无所谓。

别让我走,就相当于,请抱紧我。抱紧就有温度,因为纽带可以产生温度。严肃文学讲究深度,但因为这人性的深度而使得作品中无有任何温度可言;然而人性本身需要温度,这是通俗文学的拿手好戏,尽管水平也有高低。那求深度者不得不返回到温度中,这可以说是任何作品的题材所要求的;那求温度者如果同时也有深度,那简直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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